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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林：“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是通往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2006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同*提出生产、供销和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宏伟构想。在浙江“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先行试点中绕不开一个人，就是陈林。作为中国信达资产**公司审核委员会原委员，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陈林被组织部*选调到瑞安市挂职副市长，并担任了瑞安“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首任会长。
陈林对新京报新京智库介绍，按照当时的政府领导分工，他不分管农业，而是分管金融、商贸流通和科技等工作。金融主要是中央事权，商贸流通更是早就开放了，在此意义上，没什么好“管”的；从其职权上，只能引导科技部*的项目向支农方向稍作倾斜。 “我不管农业，但我为农业农民服务还不行吗？不仅为*服务，我还联合了一帮人来服务，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局面慢慢打开。”
很快，“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逐渐在浙江铺开，也赢得了来自全国范围的认可。2017年中央一*文件提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2021年中央一*文件再次指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并提出“稳妥规范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这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另一种表述。
但在全国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经验中，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异化”“矮化”倾向。为了正本清源，经过20年上下求索，在深入总结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陈林撰写的《“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新型合作经济与普惠金融》一书，由原中央政研室所属的研究出版社近期正式出版。该书**论证了“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基础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广泛探讨了与之相关的新型集体经济、普惠金融、“两山”价值转化与数字化合作平台等重要议题。
陈林博士在讲解“三位一体”。受访者供图
陈林如何看待“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在推广过程的“异化”、“矮化”问题？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有何差别，又怎么与合作经济交叉融合？“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对于保障金融**、粮食**有何独特作用？新京报采访了陈林博士。陈林曾任中国信达资产**公司审核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金融工委主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黑*江省委金融办副主任等职。
我们起步时没有项目支持、没有配套资金，甚至连“试点”“授权”文件也没有，只能商量着办事。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直接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把生产服务（包括科技支持）、供销流通、信用金融等多个环节用“互助合作”的方式统筹起来。说白了，我们不是把事情“分给谁做”，而是找到了一个机制——让所有人都能参与、都能得益；更不是“分蛋糕”，而是团结起来做大“蛋糕”。
我不分管农业，但我为*服务还不行吗？放下身段，设身处地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服务的姿态整合资源，反而比权力驱动更容易落地。只要真心对待农民，农民也就积极参与进来。社会各界的*愿者，更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作上的难度主要在于协调部*利益。
相比而言，非农部*如金融部*、科技部*没有包袱，在资源投入上可以实现增量。农口部*，例如农办、农业局、供销社，历来是“三国演义”，需要平衡关系。各个“条线”想*都*不*的事情，可以相互为用，迎刃而解。
总结来说，瑞安先行试点的具体方案不是一下*和盘托出的。这是一系列合作的博弈，瑞安只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是动态的、脆弱的，尤其是缺乏体制上、*律上的保障。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改革*果，尚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以及资源整合。
改革完*后，进入持续运营状态的“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同时具有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监管）部*，并行不悖。这恰恰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尽量把不同类型的业务纳入同一组织实体，产生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
改革的顶层设计，应当超脱于一个具体部*、单位。现在所要求的改革，是深层的体制改革，涉及县级以上、乡村以外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这就需要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比如，某个研究机构，或者人大、政协的专*委员会，乃至**的专家团队都可以起草方案，提交党委政府研究决策后付诸实施。
方案设计的“牵头”者，应具有超脱地位，多方调研、征求意见和建议，反复沟通，甚至可以公开或定向进行方案招标。在各部*意见不一、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不妨让他们各自去搞方案，再进行集中讨论和比选；还可划定区域让不同部*带着各自方案去试点。这就好比**，不事先规定名次，而是指定目标、划分赛道，以结果论英雄；又好比“政府搭台、部*唱戏”，谁愿意唱、唱得好、谁争取的观众和支持者多，谁就是主角。
随着“三位一体”改革深化，供销社面临“进退两难”，这就要知所进退，有退、有进，方能创造新局。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在业务内容上，主要对应科技、流通、金融三大部*。生产服务主要依靠科技支持、特别是农技推广，供销服务属于流通领域，信用服务属于金融领域。
围绕“三位一体”，仅仅由于农业农村主管部*与供销社**的复杂关系，就可能使得改革搁浅，但即便对此作出适当安排，最多也只能解决形式上的组织框架的问题。在实质业务和资源投入上，具有决定性的增量，主要还是来自金融、流通、科技（包括农技推广）等领域，涉及更多的部*单位。
可以这么说，从农民合作社的角度可以实施“三位一体”，从供销社的角度可能涉及“三位一体”，从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的角度同样可以推动“三位一体”，社会*愿者、公益组织更是可以大有作为。这是“三位一体”实施路径的殊途同归。我们只需按照******的原创原文，理解其精神实质，保持定力，持续努力即可。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当今中国农业的短板日益突出，表面上因为农业收益比较低，实际上是因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价值创造被加工、流通、金融环节所转移，而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被中间利益集团所扭曲。
为了改变合作经济过于弱小分散的局面，只有“三位一体”这样足够强大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民整体在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从而在宏观上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而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发源地，恰恰因为走在前列，改革进入深水区，也更早触及体制机制上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障碍。
2021年6月，**中央、***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顾名思义，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核心动词在于“建设”，建设是进行时，不是完*时，不是已经完事大吉。越是经济先发地区，市场和资本的自发力量越强。因此，我们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活力，但也要警惕一些消极不良因素。
粮食**的要害在于农民的收益保障机制。最大的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正是合作经济机制。保障粮食**与确保农民增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两者完全可以相辅相*、统筹推进。
2024年6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保障*》规定，“国家扶持和培育家*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粮食生产，鼓励其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国家支持面向粮食生产者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鼓励和引导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粮食生产集约化。”
家*农场就是农民（农户）的升级版，农民合作社是农民、家*农场之间的合作经济组织。上述 “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主要寄希望于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样形*的“利益联结机制”才能真正“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切实保障农民利益，方能保障粮食**。
但我们的最大差距，仍在于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短板。
食品**的最佳保障，是实现农产品的质量**可追溯，把产供销链条全部打通。但这不是依靠层层监督就可以实现的，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科技手段，归根结底是要把利益链条理顺，该给农民的利益要给，并在源头上有基于互助的相互监督，这就需要发挥合作经济的独特*能。
食品**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与生产者的根本利益紧紧**在一起。通过合理制度设计让生产者自己来防范“害群之马”，维护自身长远利益，才是治本之策。
比如，200*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提到的外资股东——新西兰恒天然集团（F*nte*** **-*pe**tive G***p），之所以能够坚守应有的原则立场，就因为它是奶牛农场主的合作经济组织。类似恒天然的例*，还有荷兰皇家弗里斯兰食品公司（F*iesl*nd F**ds）和坎皮纳公司（**mpin*），以及芬兰最大的乳制品公司瓦利奥（V*li*）。它们都是奶农合作社发展的**典范。国外奶农合作社的**，不仅在于规模和效率优势，更在其与奶农利益上的一致性。奶农通过合作组织，介入鲜奶收购、加工和**产业链，不仅有助于奶农利益的维系，也有助于食品**和消费者利益。
“三鹿毒奶粉事件”，不仅仅是个产品质量**问题，也不仅仅是个轻描淡写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其不仅涉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更涉及企业与原料**者（即广大奶农）的关系。然而，后面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奶农们难以分享原料加工和流通的增值收益，而是受到层层盘剥；奶业公司还经常向奶农转嫁风险，甚至在三鹿公司破产之时，损失更大的还是众多奶农。以至于一些同情者认为，奶农如果有掺杂使*，也是被逼无奈，并且事发前一直得到默许。
这从另一方面来说，纵使奶业厂商要严格控制奶源质量的可靠性，也要看奶农与之有何共同利益的基础，凭什么要真心实意去配合。故而哪怕是从消费者保护、产品质量**和“可追溯性”的角度，也不得不关心农民的利益和命运，以及相应的合作经济机制安排。
美国是合作社发展得好的典型。在美国，谷物**合作社控制了国内粮食市场份额的60%，并提供了全国出口谷物总量的40%；由农业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全国总量的*0%；而且美国全部出口农产品的70%左右，是由农业合作社完*实现的；2019年，全美规模最大的五十家（T*p50）乳制品合作社占总产量的*1%以上，其中最大五家（T*p5）占4*%。
我们有些人以为国际粮商“控制”了粮食市场，于是呼吁培育中国的粮商巨头。这其实只是看到了表象。如果不清楚国际大粮商与农民合作社的关系，甚至脱离合作经济的基础去强行“培育”大粮商，这些“大粮商”到国外市场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对国内生产者、消费者倒可行使垄断带来的“定价权”了。
实际上，中国也不缺大粮商，最缺的还是有实力的大规模合作社，只有发展合作社才能发展出像美国新谷和日本全农这样的合作社粮商。纵使合作社本身一时发展不出大粮商，也要让众多农民通过合作社（及其联合社、联盟）面对大粮商，这样更能在市场博弈中维护其利益，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进而保障国家粮食**。
《“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新型合作经济普惠金融》一书签售现场。受访者供图
而合作经济、合作金融贴近基层、贴近客户，以客户（*员）为权利主体，而不是交易对手、图利对象。这就在信息获取和**、监督上有商业金融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更好地控制信用风险和不良贷款的发生，有利于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经济主体的“融资难”，进而有利于疏通金融“堰塞湖”，巩固金融**。
与此同时，合作金融机构本身也体现出特殊的**稳定性，能遏制少数股东和高管人员的行为扭曲，以免危害公共利益。对于合作经济特别是合作金融来说，股东与客户（存款人、债权人或投保人）基本重合，股权又相对平等。合作经济、合作金融服务对象以内部*员为主，不以追求资本回报（股份分红）为目的，不存在“上市”问题，就没有股价、股票期权的波动和诱惑。
合作组织的高管人员有些是*愿者担任，也可以聘请职业经理人按照市场化标准给付薪酬，但他们更少一些通过高杠杆、高风险追逐暴利的动机，事实上也更难做到。这有利于金融**与稳定。
但合作经济特别是合作金融，在中国却常被一些人视为拾遗补缺，甚至是可有可无。合作经济与金融**的正向关系，过去很少涉及。倒是有些人把一部分金融乱象归咎于合作金融。其实，哪怕是不规范的、打着“合作经济”名义的民间金融，至少起到了民间借贷的作用；具有一些合作经济传统基因的农信社、农商行，在金融机构体系中，在中小机构的生态位上，亦有其重要作用。
从国际经验来看，合作金融更有利于巩固金融**。商业金融的高杠杆、高外溢性，更容易使其股东、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模式高度扭曲。因此，金融乱象的源头治理，需要建立普惠金融的合作路径。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张彦君